管理者需要人才還是奴才？

《論語》先進第十一篇第二十三章：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公元前484年，顛沛流離的孔子在68歲高齡被自己的祖國魯國迎回國。歸魯后，魯國政府聘請孔子為魯國“國老”，類似于現在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職。魯國君臣以及在魯任職的學生都請孔子做政治指導。孔子也不斷把自己更多的學生推薦給魯國政府，一時間魯國政府的很多“公務員”都是孔子的學生，子路和冉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季氏族人季子然有一次向孔子發問：“仲由和冉求是否可以稱得上是大臣呢？”孔子略作驚訝地說：“我以為你會問些別的（高深）的問題，哪知你只問仲由和冉求兩個人啊！所謂大臣，是能夠以大道的要求來侍奉君主，如果這樣不行，寧肯辭職不干。現在仲由和冉求這兩個人，只能算是踏踏實實干活充數的具臣罷了。”季子然又問：“那么，他們會絕對服從嗎？”孔子說：“正當的事情，服從是必須的。若要殺父親和殺君主這樣的事，他們也是不會聽從的。”

    以道事君還是以色事君

    在孔子的理論體系中，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他們有理想、有原則、有抱負，無論輔助哪一個人或組織，也都會促使這個人或組織，向理性的標準、理想的主意以及仁道的思想上推進。假使對方違背了自己的處事原則卻仍然不聽自己的意見，他們寧可辭職也決不會為了小利而妥協、喪失自己做人的原則。這才是“大臣”的風骨，不是為了所謂的地位、功名富貴等而去行“大臣”之事，變成“以身事君”或“以色事君”。

    曾幾何時，儒家學說變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政治論調。由此開始，中國的官僚體系也由培養“以道事君”的大臣演變成培養“以色事君”的奴才。到現在，很多人為了所謂的就業，竟可以喪失一切原則。中國的教育制度培養出來的最優秀的大學生紛紛奔向公務員崗位，為了這個“小臣”的職位，削尖腦袋，四處送禮，以求聞達于顯貴。在企業界，為了獲取一份好的職位，可以去上野雞大學，買假學歷，甚至有的女孩子還要陪招聘男領導睡覺，這些似乎已經成為了潛規則。

    聽人講過這么一則故事：有三個人去一家公司應聘高管，公司負責人問了他們同一個問題：“一加一等于幾？”第一個應聘者想都沒想，很干脆地回答：“當然是二嘍。”公司負責人直接告訴他，你落選了；第二位應聘者想了半天，小心翼翼地回答：“應該是除了二的其他數字吧。”公司負責人沉吟半天，沒有表態；第三位應聘者，點頭哈腰地回答道：“您說是幾就是幾。”公司負責人大悅，說道：“公司需要的就是你這樣的人才。你明天可以來上班了。”

    現實生活中不乏這樣的故事，官場更是如此。

    現在的很多官員沒有搞明白，究竟是在以道事君——如同明朝清苑縣知縣唐成為了秉持自己的道“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而同當時的總理嚴嵩斗智斗勇；還是以色事君——自己的領導喜歡什么就說什么做什么，而忘記了自己究竟是為了什么而做官，從“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
   歷史上的那些臣子

    翻開中國的歷史，盡管歷代朝廷變遷更迭，但高級管理者歸納起來不外乎以下七種：名臣、大臣、忠臣、奸臣、賢臣、佞臣、具臣。

    名臣最難做，幾千年來名垂千古的或許只有諸葛亮、王守仁、曾國藩等屈指可數的幾人。他們名望與實干兼具，但后世評價也是毀譽參半。

    次者是大臣，宦海沉浮依然不離治國之正道。何為大者？胸懷大，格局大，眼界高，正如宋代名士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同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作為宋朝的大臣，范仲淹寫出了自己的心聲：是為了追隨道，而不是僅僅為了自己的身前身后事。

    再次之，忠奸賢佞之臣，都是相對比而言，真真假假，只有留待歷史公論。但凡忠奸賢佞之臣，大多私心太重。忠臣和賢臣，由誰來定義？當然是自己標榜的。所以，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和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極其討厭所謂的忠臣和賢臣，認為他們或許是最大的奸臣和佞臣，是亂國之人。可即便是奸臣、佞臣，也都是頗具才學之輩，如宋朝大奸臣蔡京，文采斐然，其書法不遜于顏柳。還有明朝大佞臣嚴嵩，也是七巧玲瓏心。如果沒有足夠的智商與才能，如何能入得了皇帝的法眼，如何能競爭得過所謂的忠臣？只不過一類是假君子，一類是真小人罷了。所以，在周星馳主演的電影《九品芝麻官》中，主角包龍星的老爹在臨終前告誡包龍星：“清官只有比貪官還奸，才能斗得過貪官！”

    具臣，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他們在歷史長河中，不一定有名氣，但是他們絕對忠誠、絕對盡職盡責，但不會絕對服從。孔子認為仲由和冉有，只具備做具臣的資格。

    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具臣是誰？首推海瑞。海瑞嚴格按照規定辦事，禁止各種名目的亂收費，并帶頭拒絕“陋規”和“常例”。正是因為有了他們，國家機器才能有條不紊地運轉起來，他們是一個國家的中堅力量。他們或許沒有名臣那么高風亮節，或許沒有忠賢臣那么清白無私，也沒有奸佞之臣那么陽奉陰違，但他們踏踏實實，正如《西游記》中的沙和尚，任勞任怨，絕不做昧良心之事。

    現代企業需要什么樣的臣子

    在我們的企業，又何嘗不是如此？

    作為企業老總，你是否想過，在你的小朝廷里，哪些是名臣？哪些是大臣？哪些是忠奸賢佞之輩？哪些才是具臣？

    不要奢望名臣，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臣往往會讓你難堪，譬如唐太宗時的魏征，經常惹得李世民憤憤不平。忠臣與奸臣是相互依存的，賢臣與佞臣是相互對應的，這些所謂的分類全在企業老總的內心，你愛聽真話，身邊的忠臣與賢臣就多；你愛聽好聽的話和假話，身邊的奸臣與佞臣就多。而具臣，往往是支撐起企業發展的中堅力量。

    還有一些企業老總喜歡招收一些能吏。在他們看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能吏往往特別能幫公司賺錢。但這樣的企業掌舵者恰恰需要自省，你是否駕馭了能吏。就如《三國演義》中，喬玄對曹操的評價“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很多企業之所以很快消亡，往往不是能人太少，而是能人太多。能人多，給你的希望就多，會讓你的欲望很強。而當你的欲望與能力和資源不匹配的時候，你的公司就會分崩離析，這時，這些能吏很可能就成了亂世之奸雄，開始占有你的財富，替代你的位置。
優秀的企業家，應該能夠讓企業小環境成為盛世，讓具有個人英雄主義的、具備奸雄潛質的人成為能臣，能夠讓忠賢之臣成為具有大胸懷的大臣，讓普通的員工成為具臣。所有的臣子之間，都是可以互相轉換的，關鍵取決于領導人本身的認知以及搭建的企業架構。有什么樣的因，就會有什么樣的果；有什么樣的土壤和環境，就生長什么樣的生物。這就是生態平衡。

    不要以為西方的管理多么先進，管理的本質，其實就是如何讓團隊成員千心萬心變一心，讓大家愿意奉獻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并形成合力，不斷實現既定的企業目標。

    而如何做到這些，就看企業領導者對自己臣子們的定義和要求了！